黑洞經驗與跨代創傷：從 Eshel 的臨床隱喻到華人的集體心理困境
前言
Ofra Eshel 是一位以色列的Training and Supervising Psychoanalyst，她的許多臨床工作都是與深受跨代戰火與歷史性災難影響的病人展開。她在臨床中觀察到，當這些患者帶著未被處理的巨大創傷體驗進入分析關係時，往往會使治療室充滿死寂、斷裂與無法命名的痛苦，這些反移情其實在精神分析心理治療是常見的。然而，她對當代精神分析的貢獻在於，她以「黑洞」作為隱喻，來描述這種情感被吸入、消失與無光的心理經驗和體會。
我的看法是，Eshel 的工作環境，與我們華人心理治療師在和香港或其他受香港華人歷史文化影響病人工作時的經驗，其實有某種意義上的相似性。香港與華人社會在二十世紀同樣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戰爭、屠殺、饑荒、極度貧窮、政治運動、政權更迭過程的衝擊、文化和社會動盪與難民流離遷移等大團體事件。
在臨床工作中，即使與未曾經歷這些災難的病人工作時，這些歷史遺下未癒的心理創傷仍能隱約被反移情感覺到，或在病人的畫、夢或聯想中浮現，可見這些歷史創傷沒有因事件過去而消失，而是暗暗地在無意識裡流轉，跨代地傳遞，深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結構與情感生命。
因此，我認為 Eshel 的理論對於我們華人治療師而言，可能具有啟發性。它或許無法直接套用，但至少能夠刺激我們思考：如何理解並承接那些深受歷史大團體創傷影響的來訪者心靈？如何在治療室中與他們共同工作？
一、Eshel 的黑洞隱喻
Ofra Eshel（1998）在〈Black Holes, Deadness and Existing Analytically〉中提出「黑洞」隱喻，用以描述「死掉的母親」（Green, 1986）對孩子心理結構的深遠影響。
黑洞在天文學中是一種極端狀態：恆星坍縮後，其引力強大到連光都無法逃脫，任何進入「事件視界」的物質與光線都會被徹底吞噬。Eshel 借用此隱喻來說明某些臨床狀態中，患者的心理世界被「死掉的母親」的死寂所吞沒的經驗。
「死掉的母親」並非母親的真實死亡，而是母親因哀悼、抑鬱或極度創傷而撤回情感。當孩子面對這樣一位母親時，經驗到的不只是缺席，而是一種被吸入死寂核心的感覺，彷彿任何情感連結與生命力都被吞噬。
在臨床中，分析師常與患者一同墜入這樣的場域。語言失效，詮釋（interpretation）蒼白無力，甚至治療本身都陷入「無力」的死寂狀態。Eshel 的核心觀點是：治療的關鍵不僅在詮釋，而在於分析師能否在黑洞中與患者一同經歷 annihilation，卻依然存活下來。這種「分析性的存活」本身就是治療最深刻的轉化力量。
二、相關精神分析理論的呼應
黑洞隱喻並非孤立於 Eshel 的創見，而是與多項精神分析理論形成呼應與延伸。以下分別探討 Tronick 的 still-face experiment、Beebe 的 micro-analysis、Winnicott 的 non-survival object 與 Bion 的 alpha function，以顯示黑洞經驗在不同理論脈絡中的交織。
1. Tronick 的 still-face experiment：突如其來的斷裂
Tronick 在 1970 年代發展出 still-face experiment，成為母嬰研究中的經典。實驗設計是讓母親與嬰兒互動一段時間後，突然以「靜止的臉」回應──即母親不再有表情，也不再回應嬰兒的情感與動作。
實驗結果顯示：嬰兒立即展現出劇烈反應──先是努力嘗試重新吸引母親，接著出現困惑、焦慮，最後逐步退縮甚至解離。這些反應顯示嬰兒在面對母親突如其來的情感撤退時，會陷入近乎「不存在」的狀態。
這與 Eshel 的黑洞隱喻高度呼應：
黑洞的吞噬 = 母親情感的突然撤回。
事件視界 = 母嬰關係的斷裂時刻，嬰兒進入不可逆的心理空間。
無光逃脫 = 嬰兒體驗到自己被困在無法連結的死寂中。
still-face 實驗因此提供了最直觀的證據：嬰兒早期的心理世界對母親的情感的Availability極度敏感，當母親撤退時，嬰兒立刻墜入黑洞般的絕望。
2. Beebe 的 micro-analysis：長期的調律失能
與 Tronick 關注「瞬間斷裂」不同，Beatrice Beebe 的 micro-analysis 強調在長期互動中，母嬰雙方如何透過「逐格分析」來揭示情感調律的模式。她利用逐幀錄影，研究母親與嬰兒表情、聲音、姿態的細微互動。
Beebe 發現：嬰兒並非被動接受者，而是與母親共同建構「調律過程」。然而，若母親長期處於情感失能或撤退狀態，嬰兒將逐漸形成固定的互動模式，例如過度迎合、過度撤退、或混亂的情感表達。
這些互動模式便是黑洞的長期效應：
不只是瞬間失聯，而是日復一日的小裂縫累積。
嬰兒逐漸在「無法被理解」的環境中內化出一種無望感。
當嬰兒長大後，這種模式會在親密關係中重演，成為黑洞經驗的臨床再現。
因此，Beebe 的研究提供了另一個視角：黑洞並非僅是突如其來的斷裂，而是可以在無數細微互動的累積中成形，成為一種持續的、潛移默化的吞噬性經驗。
3. Winnicott 的 non-survival object：毀滅與空洞
Winnicott 在「客體使用」理論中提出一個關鍵觀點：嬰兒必須「摧毀」客體，才能驗證其真實存在。如果母親能夠「存活」於嬰兒的破壞之下──即能承受嬰兒的攻擊與投射，嬰兒便能逐漸相信對象是真實的，並建立對他者的信任。
然而，若母親 無法存活（non-survival），嬰兒便會經驗到：
母親在心理上被摧毀並「死去」。
嬰兒的內心留下不可修復的空洞，失去了可依賴的他者。
嬰兒退回到自我封閉的世界，被黑洞般的死寂佔據。
這與 Eshel 的黑洞隱喻高度契合：嬰兒內心的黑洞，就是由於母親未能在破壞中存活而形成的。
4. Bion 的 alpha function：轉化的缺席
Bion 提出嬰兒最初的經驗是由混亂、無名的 beta elements 構成。這些原始情感若不被母親或照顧者納入並轉化，便只能以投射、身體化或焦慮等原始防禦形式存在。
母親的 alpha function 是一種「心靈轉化器」：她能透過 reverie（遐想功能）吸收嬰兒投射的恐懼與混亂，並將其轉化為 alpha elements，即嬰兒可吸入的情緒，使嬰兒能逐漸思考與象徵自己的經驗。
若母親缺乏這種功能：
嬰兒的 beta elements 無法被消化，積壓在內心，成為不可思的焦慮。
這些焦慮如同黑洞，引力巨大，吞噬嬰兒的心靈，使其陷入無光與無望之中。
在臨床上，這表現為患者的「無法命名的痛苦」、「語言失效」與「空洞感」。
Eshel 的黑洞隱喻，正是對這種 alpha function 缺席的臨床表徵：母親未能轉化嬰兒的恐懼，最後只留下死寂與吞噬。
三、華人歷史中的集體黑洞
任何過去發生過的事，即歷史，都並非只是外在事件，它會內化為心理結構，存活並成為一代人無法逃脫的內在風景。無論「世界是美好的」、「人生就是要捱」或是「生命是無奈的」，這些其實都是一個人內心世界及過去遭遇的投射性描述。而對華人而言，他們在二十世紀裡經歷過的戰爭、饑荒、政治及人造災難、難民與極端貧困，都是一些大團體創傷（large-group trauma），其影響深刻地滲透到心理/人格層面、人際互動方式、父母與子女關係及文化之中。這些經驗如同黑洞般，吞噬了一代人的情感生命，並在無意識中透過親子互動傳遞下去。
1. 大團體創傷如何塑造一代人的心理結構
這些歷史性創傷對一代人的影響，不僅是身體上的生存掙扎，更是心理結構的重塑：
對自我的認知
許多人不再把自己看作有感受、有思想的「人」或個體，而是麻木如機器。
有些人甚至自願放棄自我，「成為大機器的一部分」（如政治體制、社會機制），以換取安全與生存感。
對他人的看法
在文革等政治運動中，人際關係被徹底摧毀，朋友與親人互相揭發。
結果是：有些人深陷偏執性的不信任，認為「他人必然會傷害我」；另一些人則失去了建立真誠信任的能力；又或者出現施虐者認同的心理，失去對別人的同理心，甚至成為下一個施虐者。
對世界的態度
飽受匱乏的一代，往往認為「世界不會給我任何東西」。
這種信念驅動一種掠奪性的生存模式：必須積極搶奪所需，否則就會被剝奪。
另一種極端則是完全放棄欲望，相信追求是危險的。
對情感的看法
有些人學會對自己的情感感到恐懼或羞恥──「表達情緒會帶來危險」。
另一些人則乾脆否認情緒的存在，把情感視為「無意義的東西」。
結果是一種心理死寂，與 Eshel 所說的黑洞經驗相互呼應。
這些深刻的「體驗式學習」成為一代人的心理組織原則，無意識地內化為人格結構與文化氛圍。
2. 跨代傳遞：從父母到子女
當這一代人成為父母時，他們已經背負著集體黑洞的影響：
他們的情感已自我抑壓，割離和受限，缺乏 alpha function 去承接與轉化他們的孩子的情緒。
在親子互動中，他們會不自覺地 重演自己曾經的創傷──要麼撤退，要麼投射，要麼以高度控制或暴力來壓抑孩子的情感表達。
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等於在無形中再次進入「黑洞」，永遠與黑洞的力量對抗或吞噬，無法將心靈力量用在自我成長當中。
這種跨代傳遞並非單純的模仿，而是一種 黑洞經驗的再製：上一代未處理的創傷，成為下一代內心的死寂，代代延續。
3. 我們是否曾真正處理了嗎？
這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我們到底有沒有真正處理過上一代，甚至上數代所傳遞給我們的創傷呢？
許多華人社會迄今鮮少正視這些歷史性創傷。
在教育、公共話語、家庭中，這些經驗常常被解離、不被意識到、被壓抑或被否認。
但未被處理的創傷並不會消失，它們以黑洞的形式潛伏在集體與個體心理之中，並透過文化價值與親子關係繼續傳遞。
往往要消化、處理這些集體創傷，有時需要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才能使人正視其問題。其中一個好例子就是加拿大白人政府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利用Residential School對原住民兒童進行文化滅絕，當中在語言上、文化上、身體及心靈上摧毀多少原住民數幾代的兒童，其遺害延至2020年獲得政府正視和道歉，還未說實質上要為受害家庭及群體的心理療癒要用上多少時間。
因此，從這角度看，不只是臨床的課題，也是文化與社會的課題。這是一個十分艱巨的工作，但唯有面對這些創傷，我們才能避免將黑洞再度傳給下一代。
四、臨床含義
黑洞隱喻在臨床上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幫助我們理解患者如何經驗早期母親的死寂，甚至長年的母親死寂，更在於它提醒治療師：我們會在治療室中與患者一同墜入黑洞。這要求治療師不只是旁觀者，而是與患者一同承受、經驗，並最終存活。以下五個面向揭示了黑洞隱喻在臨床上的具體意涵。
反移情中的黑洞經驗：治療師會感受到死寂、疲憊、失去存在感等的反移情，這些可能是是患者無法言說的經驗的投射性認同。治療師能夠覺察到自己已經進入了黑洞，或已受反移情影響是至關重要。建議治療師可通過持續的個人分析及臨床督導去了解及掌握進入反移情的體會，不是反抗它，而是去體會和思考它。
分析師的存活作為治療核心：失敗存活可以是治療師無意識地遲到、缺席、指責、驅逐病人；而真正的存活是能接納反移情、不 acting out、不急於拯救，而是陪伴、體會、消化和嘗試理解。Bion 提醒我們要放下「治癒病人」的幻覺，放下我們自己的期望，才能看到病人所在的位置和體驗。
矯正性經驗：從空洞到連結：治療師成為患者第一次經驗到一個「穩定、emotionally available、能存活的夠好的客體」，持續的互動使患者逐步內化好的經驗，為「分離－個體化」奠基。
Alpha function 與遊戲性：轉化死寂：治療師借出自己的造夢與遊戲的能力，幫助患者逐漸能發自己的夢、能玩耍、能感覺到真實感，慢慢從死寂走向活著。
哀悼的工作：面對死掉的母親：幫助患者接受自己父母情感不可得的現實，這有時會體現在患者對治療師的移情作用，把治療師經驗為化他們的壞客體，甚至是以「不存在」方式存在的死客體，通常在治療關係裡重新經歷並釋放凍結的痛苦，為新的關係空間騰出位置。亦即說，治療師其中一個訓練就是學習如何成為來訪者的容器，能夠從容地做成為來訪者需要我們成為的任何客體。
五、社會與文化的責任
黑洞經驗不僅屬於臨床，也屬於歷史與社會。大規模的戰爭、饑荒、政治迫害與貧困，塑造了不單是只是一代人的心理結構，並透過無數的親子互動跨代傳遞。這些歷史性創傷深刻地，同時無意識地影響著社會價值、文化表達與家庭模式。
因此，社會、政府與心理健康學界應當共同重視：
歷史與集體創傷如何形塑每一代人的心理結構。
跨代創傷如何在早期親子互動中不自覺地延續。
文化如何因大規模創傷而被重塑，影響情感表達與人際關係。
這不僅關乎治療與學術，更關乎社會與文明的未來。唯有承認並處理歷史創傷，才能幫助下一代建立健康的心理基礎，使孩子獲得情感上的安全與承載，而不是繼續承受黑洞般的死寂。
培養一代有情感生命力的孩子，就是培養社會與文明的未來。
六、結語
Eshel 的黑洞隱喻不僅揭示了母嬰關係中情感撤退的吞噬效應，也能延伸至整個社會的歷史與文化脈絡。結合 Tronick 的 still-face 實驗、Beebe 的 micro-analysis、Winnicott 的 non-survival object 與 Bion 的 alpha function，我們得以理解黑洞經驗如何在個體、家庭與集體層面交織。
華人社會的歷史創傷為我們提供了生動的例子：當一代人陷入黑洞，他們的子女也在無形中承繼這一空洞。精神分析治療的使命，是陪伴患者進入黑洞、共同存活，並逐漸將死寂轉化為可被承受的痛苦與新的存在空間。
從個體到社會，只有面對並處理這些黑洞經驗，我們才能為未來奠定一個更健康、更有生命力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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