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死信康？」：從精神分析角度看松平信康的伊底帕斯情結──從理想之子到墮落之子的文化心理反思

Sep 10

1. 引言

在日本戰國時代，無數英雄豪傑在血雨腥風之中爭奪霸權。然而，有些人物雖然年輕，卻以悲劇的方式深深烙印在人們的心中。松平信康──德川家康的長子，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松平信康英勇果敢，受家臣敬愛，卻在年僅二十一歲時，被父親下令切腹。他的故事既是家族與政治犧牲的縮影，也是東亞文化中「理想子女」（Ideal child）的悲劇象徵。為何這樣一位被期待承繼榮耀的孩子，最終卻走向自毀？這個問題，不僅是歷史的疑問，更牽動著我們對家庭、文化與心理的深層思考。

2. 前言：為何選擇山岡莊八《德川家康》

在本文中，我選擇透過山岡莊八的超長篇歷史小說《德川家康》作為基礎，來討論松平信康的人物、性格與命運。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本文所分析的信康故事，主要是根據小說內容而非嚴格的史實。然而，這樣的取徑並非偶然，而是出於以下幾個理由：

文化影響與心理共鳴
《德川家康》在日本與華人世界廣受歡迎，其流行程度本身就說明了其故事與人物在某種心理維度上是能觸及人們的內心世界，引發讀者的共鳴，特別是深受儒家思想與東方哲學文化影響的亞洲讀者。
個人情感的牽動
在閱讀過程中，松平信康這個角色帶給我極大的印象及情感的觸動。他的悲劇命運引起強烈的同理心、可惜、痛心與哀傷，使我覺得有必要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加以探討。
精神分析概念的亞洲變奏
信康的故事可能是對「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的一個東方文化詮釋。他的生命軌跡，並未如西方經典精神分析所假設的那樣，走向對父親的超越，而是以「理想孩子之死」作結。
家庭動力的深刻呈現
透過信康的死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理想孩子」在錯綜複雜的家庭動力與文化壓力之下如何走向滅亡。

小說之所以廣受歡迎，必然在某個層面觸及了許多人內心的經驗或情感共鳴。因此，透過這部小說中的信康形象來探討「理想孩子的死亡」，不僅能讓我們重新理解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也能展現亞洲文化下的心理學思考。

3. 伊底帕斯情結簡介

「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是精神分析創始人佛洛伊德提出的核心概念，用來描述兒童在成長過程中，面對父母時所產生的愛恨矛盾與權力衝突。

這一理論源自於古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故事中，伊底帕斯（Oedipus）被預言將「弒父娶母」。父母試圖遺棄他以逃避詛咒，但命運最終實現──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殺死親生父親，並娶了母親。當真相揭開，他絕望地刺瞎自己的眼睛。

佛洛伊德借用此故事來比喻兒童心理發展：

在潛意識裡，孩子渴望獨佔異性父母，並將同性父母視為競爭者；
成長過程中，孩子必須經歷「對抗 → 放棄 → 內化」的歷程，最終接受同性父母的存在，並透過內化逐漸建立自我。

在西方的典型版本裡，這一過程的「結局」是：孩子能象徵性地戰勝父親，並透過內化而完成個體化。然而，在不同文化脈絡下，這一發展可能呈現不同的面貌。松平信康的故事，便是「亞洲版的伊底帕斯結局」的一個典型。

4. 松平信康的故事

在山岡莊八的小說《德川家康》中，松平信康的命運是從父輩的困境開始鋪陳的。

家族背景與婚姻安排

他的父親德川家康（原名松平元康），少年時期被迫作為人質送往今川家，過著屈辱而謹慎的歲月。當時的松平家正處於最低谷，夾在今川氏和織田氏的勢力之間，其領地三河被今川義元「代管」，家康自己與家族的生死全繫於今川氏之手。為了生存，他必須接受不公平的安排，包括與今川義元的外甥女築山殿（又名瀨名姬）成婚。

今川義元是當時權勢極盛的三國大名，深受舊式京都文化影響，顯得華而不實。築山殿在小說中被描繪為驕縱的公主，性格以自我為中心，擅於以情感與性魅力操控他人。她在與德川家康成婚時，背負著與今川義元之子今川氏真不名譽的性關係，帶著未解的羞恥與愧疚進入婚姻。這份不安，使她更渴望從丈夫確認愛與依附，卻用過度對丈夫的操控與情緒勒索來獲取，而家康只可忍受這一切，因為那是作為人質生存下去的必要代價。

在這樣的氛圍中，松平信康誕生了。他從一開始便承受著矛盾的家庭氣氛：父親沉默壓抑、專注於家族存續；母親情緒不穩、操控性極強、怨懟難平，長期活在浮華生活的虛幻之中。

捨棄與怨恨

當今川義元在桶狹間之戰中被織田信長擊敗後，今川家逐步走向衰亡。家康把握機會重返三河，開始脫離今川的控制。然而，築山殿與信康一度被留在今川氏的根據地駿府，陷於危險之中。雖然最後透過交換人質被救回，但築山殿對「被拋棄」的恐懼已經深植心底。對她而言，這是最難以忍受的惡夢。

搬到三河後，她不甘於從高貴的今川公主淪落為一方鄉下大名的妻子。失去高貴身份、奢華生活與他人尊敬，讓她的哀怨與怨恨愈加沉重。她將一切不幸歸咎於令她失去一切美好生活的織田信長。而當丈夫選擇遠離今川，和織田信長結盟時，更令她感到被背叛。對松平信康而言，這意味著他被迫夾在父母矛盾之間──既理解母親的痛苦和父親疏離母親，又無法承受她的怒火與控制，以及父親不在，要他獨自面對母親。

青年信康的掙扎

信康成年後，希望能像父親一樣成為一位出色的大將，甚至超越父親。他的婚姻同樣是政治安排──與織田信長之女德姬成婚，象徵兩家結盟。這讓他繼承了父輩的願望：個人選擇被家族與政治吞沒。

他一方面渴望成為「理想的繼承人」，一方面又承受著沉重的壓力。他害怕失敗，覺得自己必須完美，否則就會使家族與父親失望；同時，他也許亦害怕成功──因為一旦完全成為父親與家族期待中的理想之子，他將永遠無法成為自己，永遠失去真實的自我。這種「恐懼失敗」與「恐懼成功」的雙重拉扯，讓他內心備受煎熬。

家庭醜聞與情感困境

築山殿在小說中被描寫為與德川家重臣大賀彌四郎、以及武田奸細減敬勾結及有染，甚至還替信康安排了一位側室菖蒲，而菖蒲其實也是武田的奸細。信康知道母親的行為，卻陷入兩難：揭發等於背叛母親，不揭發則意味著危及父親與家族。最後，他選擇秘密殺死減敬，卻對母親與大賀彌四郎的關係保持沉默，以為這樣能「保護他的家庭」。

在這段混亂的關係中，信康愛上了菖蒲。兩人因共同的空虛而彼此依戀，然而這段愛情卻被築山殿破壞。由於她急切地希望信康生下兒子來鞏固她在德川家的地位，因此她迫使菖蒲說服信康再納一名築山殿安排的女子為妻。信康清楚知道母親自私的用意而加以拒絕，結果導致菖蒲因害怕築山殿的迫害而選擇自盡。對信康來說，這是最後一絲被理解與被愛的希望也都破碎了。

墮落與崩潰

承受著內心壓力、羞恥與孤獨，信康的性格逐漸改變。他變得殘暴、酗酒、急躁，甚至因為無法排解情緒而殘殺無辜，包括路過的僧侶與德姬的小侍女。這些行為讓他在家臣與父親眼中逐漸失去繼承人的資格。

最終，築山殿的陰謀與通敵行為被揭發。織田信長下令必須處置，德川家康在政治壓力下被迫選擇犧牲妻子與長子。築山殿被處死，而信康則被下令切腹。

切腹與最終的選擇

在二十一歲的生命盡頭，信康做出了他唯一真正屬於自己的決定：不逃亡、不辯解，而是欣然選擇切腹，以此表達對父親的忠誠，同時證明自己並未參與母親的謀反。

然而，從精神層面來看，這並不僅僅是政治犧牲，而是被父母的衝突、家族的期待與文化的重壓共同「殺死」的結果。信康之死，象徵著一個「理想孩子」在東亞文化的家庭動力中，無法成為自己，最終只能以自毀作為結局。

5. 精神分析視角下的松平信康

松平信康的一生深陷於父母未解決的衝突之中。他的父母各自困在自己的創傷裡，既無法情感上照顧兒子，卻又反過來經常要信康無形中滿足他們的慾望。對信康而言，他從小在心理和情感上是「付出者」，而不是「被接納者」；他的需要經常被忽視、扭曲或誤解，這是一種長期的在關係裡的情感失調（misattunement）。

母親築山殿病態的人格、情緒不穩與精神操控，對信康的影響尤為深刻。他無法依靠母親獲得保護、情感的承載或安全感。相反地，每一次母親的靠近，幾乎都是使用他去緩解她內心的焦慮、恐懼與憤怒。從現代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精神操控（psychic manipulation），透過羞辱與自我受害化（Self-victimization）的方式，將兒子捲入她的權力遊戲。築山殿在小說裡呈現出強烈的權力需求，她的一生不斷需要依附於權威男性：從今川義元、今川氏真，德川家康，再到松平信康。這種依附讓她難以成為一個能夠滋養兒子成長的母親。用精神分析學者Eshel的比喻，她更像是一個「黑洞母親」（blackhole mother），將兒子的心理世界吞噬，把他變成自己的延伸，使他無法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若信康的父親能在這樣的母子糾纏中提供對兒子的保護，甚至主動化解與妻子的矛盾，也許能緩解這種破壞性的拉扯。可惜，德川家康自己也有未解決的母親創傷。他童年時，母親就被迫與其父松平廣忠離婚並改嫁，使德川家康自小缺乏穩定的母愛，這讓他成年後對女性關係始終保持距離，不懂得如何和女性在親密關係中相處。面對築山殿，德川家康選擇迴避而不是面對，這樣做雖然能暫時避免了衝突，卻讓未解的問題累積成一顆不斷擴張的定時炸彈，最終將整個家庭撕裂。加上德川家康長年征戰，必須以一個強大、理智、冷靜的領袖姿態面對家族與家臣，他幾乎無法展現自己脆弱或真實的一面，惶論真實地和兒子相處。

對信康而言，父親因此顯得高不可攀、永遠正確、全能完美。他所能內化的父親，是一個理想化的形象，而不是一個帶著人性弱點、可被理解與模仿的真實父親。這使他亦無法學習接受自己作為「人」的完整性，包括軟弱、失敗、迷惘與脆弱。他拼命想獲得父親的認可，卻永遠感覺「還不夠好」。

在這樣典型亞洲父子關係中，或許信康心底也對父親懷有恨意。他可能恨父親曾經拋下自己與母親在駿府，讓他孤立無援地承受母親的情緒操控與孤獨。他可能恨父親從不願與他分享真實的想法與感受，總是遙不可及。然而，這些真實的情緒他卻無法表達。因為在他的內心裡，父親必須永遠正確。如果父親必須是對的，那麼兒子就必須是錯的。這樣的邏輯迫使他進一步壓抑對父母的憤怒。

當憤怒無法向外表達時，它就會轉向內部，成為對自我的攻擊。這便是信康逐步走向自我毀滅的心理路徑。精神分析提醒我們，孩子必須能夠在心理上「弒殺」父母──也就是允許自己去恨父母，並象徵性地殺死內在那個全能的父母，才能最終重新看見父母作為有限的人，從而學習脫離父母，並且走向自我的獨立。如果現實中的父母能「存活」這樣的心理弒殺，孩子反而能更自由地去愛真實的父母。

可惜，信康無法完成這個過程。他既不能恨母親，也不能挑戰父親。母親的吞噬太強烈，父親的形象太理想化，使他無法在心理上殺死父母。於是，他被困在一個無法把自己從父母當中分化出來的狀態裡。他只能維持「理想繼承人」的虛假面具，內心卻充滿壓抑與孤立。當理想兒子的形象崩潰時，他的真實感受便以暴力、酗酒與殺戮的形式爆發，慢慢變成理想兒子的反面，我在此會稱之為「墮落孩子」（Fallen child）。這是一種無意識的反叛，象徵性表達「我不是你們想要的完美孩子，而是混合善與惡的真實的人。」

然而，墮落孩子本來帶有守護真實性的意涵，卻在信康身上走向了危險。他最終毀滅的不只是理想兒子，而是整個自己。長期的壓抑與分裂累積了龐大的死亡驅力，墮落孩子的意象從象徵性的反叛轉化為徹底的自我摧毀。切腹不只是政治的犧牲，而是心理結構的結果──他被母親吞噬、被父親壓垮，最終也被自己毀滅。也許切腹只是信康死亡的最後一個環節，事實上，也許他內心早就死了。

6. 伊底帕斯情結的變奏

在西方精神分析的經典敘事裡，兒子面對父親的權威時，會在內心經歷對抗與掙扎。這種掙扎最終應該走向一個象徵性的「心理弒父」：兒子能允許自己恨父親，在心裡殺死那個全能的父親，然後重新看見父親作為有限、真實的人。如此，他才能內化父親，並在父親的基礎上完成自我。這是個體化的關鍵里程碑。

然而，松平信康的故事卻展現了另一種結局。他的父親德川家康在小說中被描繪成一個理想化的形象：冷靜、睿智、全能、永遠正確。他幾乎沒有向人展現過脆弱與不安，因為作為家族領袖，他必須維持堅不可摧的姿態。於是，信康所能內化的父親可能不是一個真實的人，而是一個理想化的像神一樣的父的形象。理想父親（Ideal father）是無法被挑戰、無法被超越的。因為一旦兒子超越了父親，父親就不再是理想。這種邏輯注定了他的困境：他只能無限追逐一個永遠無法達成的標準，永遠痛苦下去。

這種困境使信康永遠背負著成為「理想兒子」的壓力。他必須正確、勇敢、成功，否則就是失敗與背叛。當他無法達到這種不可能的要求時，他只能透過壓抑與自我攻擊來應對。無法心理上弒父，也無法分化出自我，他被困在「理想兒子」與「墮落兒子」的分裂裡。

這裡呈現的是一種文化差異。西方的伊底帕斯故事以「心理弒父」完成個體化，而在信康的故事中，父親的理想化形象過於強大，兒子無法挑戰。於是，心理弒父不可能發生，唯一的結局就是自毀。他的死亡成為一種「亞洲版的伊底帕斯結局」──父親必須永遠是對的，兒子只能犧牲自己，來維護父親與家族的榮耀。

這樣的結局與儒家文化中的「孝」與「忠」的概念緊密相連。孝道要求子女無條件順從父母，忠誠要求個人將自我犧牲給家族與國家。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孩子無法恨父母，也無法挑戰父母，心理弒父變得不可能。兒子無法分化，只能以死亡來解決矛盾。

松平信康的切腹，正是一個文化心理劇碼的結晶。他既未能完成象徵性的父親超越，也未能成為自己。於是，他的死亡不僅是歷史的悲劇，也是心理發展在文化力量下被扭曲的結果。他的一生揭示了：在東亞文化的父權與家族結構裡，俄狄浦斯情結可能走向的面向：不是獨立，而是犧牲。

7. 對養育的啟示

松平信康的悲劇，固然是一個戰國時代的故事，但其核心張力卻穿越歷史，觸及現代家庭的養育問題。他的死亡提醒我們：當孩子只能成為父母與家族期待的「理想孩子」，而無法被允許成為真實的自己時，他的心理發展便可能陷入困境。

在現代亞洲家庭中，我們仍常見父母對子女的理想化期待。父母要求孩子必須要學業優異、事業成功，承擔家族的榮耀，甚至彌補自己未完成或無法實現的夢想或幻想。這些期待本身並非全然錯誤，但若轉化為「孩子必須如此，否則就是失敗」，孩子便會失去自我。孩子不是自己，而是父母的延伸，而不再是獨立的個體。長期下來，他可能陷入焦慮、抑鬱、自我懷疑，甚至以自毀的方式反抗。

精神分析提醒我們，父母角色不在於塑造一個完美的孩子，而在於陪伴孩子成為他自己。這需要父母放下對「理想孩子」的執著，允許孩子有脆弱、有失敗、有試錯的空間。所謂「足夠好的父親與母親」，並不是全知全能的權威，而是能夠以有限、真實的人的身分與孩子互動。這樣的父母能告訴孩子：「我不是全能的，我也會錯，但我能陪伴你，一起學習。」

當父親願意放下全能的面具，孩子才能放下理想化的枷鎖，逐漸走向真實的自我。當母親能忍受孩子並不是她的延伸，而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時，孩子才能探索自己的夢想與渴望。只有在這樣的氛圍裡，孩子才不需要在「理想孩子」與「墮落孩子」之間分裂，而能成為一個整合的健康的個體。

然而，要做到這一點，父母必須先覺察到「理想孩子」的形象存在於自己心中。這個形象究竟來自哪裡？來自父母一輩的期待？來自社會的價值？還是來自自己無法成為真實自我的遺憾？「當我不能做我自己時，為什麼你就可以做你自己？」這樣的無聲妒忌，往往讓父母在不知不覺中，把自己內在的空虛感加諸在孩子身上，逼迫孩子成為「理想孩子」，來填補自己內心的空洞，並把他們的空虛感傳給下一代。

因此，父母要給孩子自由的第一步，是開始面對並修復自己的空虛。當父母能夠找到並接納真實的自我，他們的內心變得飽滿、自由時，孩子才會有真正的空間去探索與成長，成為他自己，而不是父母未竟夢想的延伸。

松平信康的故事，提醒我們一個殘酷的事實：一個人的自戀，往往是另一個人的牢籠。唯有當父母願意拆解自己內心的枷鎖，孩子才可能免於重演這樣的悲劇。

8. 臨床啟示

如果我們把松平信康的故事帶到今日，想像他不是一位戰國武將，而是一名走進精神分析治療室的年輕人，我們會看到一個在深層矛盾中掙扎的個體。他的面容或許冷峻，語氣或許激烈，但背後隱藏的，是無盡的孤獨與壓抑。

在臨床上，他可能會帶著深沉的抑鬱感，夾雜著無法命名的憤怒與羞恥進入治療關係。他也可能表現出衝動、攻擊性與酗酒行為，這些行為既是破壞性的，也是他嘗試表達被壓抑情感的一種方式。最核心的，是他對父親的渴望與憎恨並存：渴望認可，又因無法挑戰父親而陷入自我攻擊。他或許會在治療室裡沉默很久，或以無意義的內容抗拒揭露自己，因為對他來說，「表達真實」從未是一件安全的事。

精神分析能提供他一個什麼樣的空間？

首先，這可能是一段修正性的情感經驗。治療師的存在，不再是像母親般的吞噬，也不是像父親般的高高在上，而是一個能容納他真實情感和投射的人。在這段關係裡，他或許第一次能嘗試去恨一個對象、去挑戰一個權威，並發現這個對象並不會因此崩潰或拋棄他。這樣的體驗，能讓他逐漸鬆動內在對父母的理想化與恐懼，為心理的分化創造可能。

其次，治療室能給他表達憤怒與哀傷的場域。在這裡，他能慢慢允許自己承認對母親的厭惡、對父親的怨懟、對菖蒲之死的悲痛，而不必再把這些情感反轉為對自己的攻擊。這些情緒一旦能被說出、被理解，被體會和再經歷，便有機會從破壞性的行為，轉化為有意義的內在經驗。

再者，治療能幫助他逐步建構真實的自我。當他開始區分什麼是父母的期待與自己的渴望，他便能逐漸問出那個從未被問過的問題：「我可否不做一名武士？」「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麼？」「我可否可讓自己接受對父母的恨意？」這樣的自我探索能讓他慢慢意識到，並有意識地走出理想孩子與墮落孩子的分裂，找到屬於自己的整合之路。

最後，這個故事對臨床工作者本身也有提醒。在亞洲文化中，許多來訪者和信康一樣，背負著家庭、父母與社會的沉重期待。他們可能外表順從，內心卻壓抑著憤怒與孤獨。治療師若忽視這些文化與家庭壓力，便可能錯過他們心理掙扎的核心。更重要的是，治療師需要能承受來訪者投射而來的理想化、期待或敵意，不急於回應或糾正，而是陪伴他們慢慢發現：即便真實的自我不完美、不全能，也依然值得存在與被愛。

換言之，若松平信康真的能坐進治療室，他或許就不需要以死亡來作為唯一的出口。他的悲劇提醒我們，精神分析的任務不僅是理解，更是陪伴與容納；它能為那些被家庭與文化束縛的人，打開一條通往真實與自由的道路。

9. 結語

松平信康的死亡，不只是戰國政治下的犧牲，更是一場家庭與文化交織的心理悲劇。他被母親的吞噬與父親的理想化形象所困，無法心理上弒父，也無法分化出真實的自我。理想孩子與墮落孩子的分裂，最終將他推向死亡。這可能是一種「亞洲版的伊底帕斯結局」：父親必須永遠是對的，兒子只能犧牲自己。

這樣的故事提醒我們，父母若把未竟的夢想與空虛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便失去成為自己的空間。一個人的自戀，往往是另一個人的牢籠。 父母必須覺察自己心中的理想孩子形象來自何處，並開始面對自己的創傷與空虛。唯有當父母能真實地成為自己，孩子才有可能走出理想化與壓抑的牢籠，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在臨床工作上，信康的悲劇提醒我們要理解來訪者如何在家庭與文化中被困住。他們的憤怒、羞恥、依戀與攻擊，往往會透過移情與投射出現在治療室裡。治療師的任務，是承受並轉化這些情感，幫助來訪者重新擁有被壓抑的部分，逐漸建構真實的自我。如果信康有機會在治療裡經歷這樣的關係，他或許就能恨而不被拋棄，挑戰而不被摧毀，而不必以死亡作為唯一的出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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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Fung Tang